云南省

哈佛的校训Veritas(拉丁文真理)是他追求的最高境界，他和父亲辩论，和GDP、FDI崇拜者辩论，都是来源于此。

目前阶段，由于产能过剩，通胀暂时还未构成威胁。尽管中国的危机管理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复苏，但在结构性调整方面的成就仍喜忧参半。

因此，即使推出了刺激方案，中国的债务可能也仅占GDP的20%左右。2007年，中国出口增幅为25.7%,出口对GDP之比高达36% .而去年11月份，出口同比下降2.2%,且此后一路下滑。诚然，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及国内经济放缓，中国应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到了2007年，钢铁产能已突破6亿吨。中国不必向美国那样动用直升机漫天撒钱。

中国不妨加大消除内外价格扭曲的力度，以减轻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短期来看，刺激国内消费的难度很大。黄钢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剧本作者。

多年来，西方经济学家和商业评论家批评印度没有在这方面跟随中国。比如像美国出现这些金融问题的话，要解决，就应该政府出来把这些银行的借款变成国有的。但新加坡除了是华人世界外，所有的制度都是欧美的，它在六七十年代甚至都不提倡华文教育。当天他就心脏病发作，然后去世是9月9号，也就是毛泽东去世的日子。

另外，解决贫民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城市规划、城市美化。人物周刊：你的话让我想起清华的秦晖教授说应该允许城市里面有贫民窟的存在，但他遭到万炮齐轰。

我们又怎么解释北京和上海要建这么多的高楼大厦？ 人物周刊：你的文章说城市新修了3000座摩天大楼，结果中国多了3000万文盲，这有联系么？ 黄亚生：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 由政府出面组织建摩天大楼, 肯定有人负担这个成本， 而这个人肯定是穷人。还有一点是，所谓的新政是指政策的改革，甚至是政治的改革。只开放，不改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这次受到经济危机打击这么严重的一个原因。他们90年代的发展甚至到现在也没有FDI，所以中国学者到印度去看，回来就说这个国家没有希望，没有FDI，没有高速公路，没有这个，没有那个

我们很清楚在90年代中国的教育和卫生的公共支出是很少的。但印度是个高度稳定的国家。这个国家10年间仅在上海就增加了近3000座摩天大楼，同时增加了3000万文盲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这确实不可思议。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我是在用事实说话。

他利用MIT斯隆商学院的资源，募款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一方面把学生带到市场的一线去观察去比较，另一方面让他的具有丰富跨国工作经验的MBA学生去给中小企业做免费管理咨询。电影里的主人公身处繁华的上海，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信仰，并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点我肯定做不到，我20岁的理想现在肯定是都没有了。印度的股票市场比中国的更开放，跟美国更接轨。

2001年，还在哈佛商学院的黄亚生做案例分析（他是这个学院第一个大陆出身的教授），研究一个印度制药企业时，发现中印两国经济增长背后的体制值得回味。1988年，《新闻周刊》同时采访了这两父子：一个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一个是哈佛的博士。中国进行了许多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发电站及交通运输网等，但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不受公共舆论、媒体监督及土地私有权的约束，中国浪费了大量的资源用于建设毫无经济利益的摩天大楼。黄亚生：在80年代的时候，我们是有很多争吵的，有时甚至是很不愉快的。我不在乎你采取这种办法，还是采取那种办法。还有一点是，所谓的新政是指政策的改革，甚至是政治的改革。

人物：这次两会赶上经济危机，很多人都说4万亿要学习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要以工代赈，因为失业在中国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韩国和台湾的土地是可以继承的，而印度，从来没获得过土地就谈不上继承。

代沟是美国人给这父子区别的定义，他们看到了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变化。我们这么来看，80年代农民的收入增加了不少。

另外一点，如果不把新加坡看成一个国家而看成一个公司更合适，淡马锡就是它的投资部嘛。这个家族有红色的基因，黄钢的父亲黄负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一批的党员。

人物周刊：你的话让我想起清华的秦晖教授说应该允许城市里面有贫民窟的存在，但他遭到万炮齐轰。比如内资商贸根本就不需要外资。另外，解决贫民区的主要问题不在于城市规划、城市美化。黄钢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剧本作者。

人物周刊：你也该知道，新加坡模式受到中国很多政府官员的推崇，你觉得能用在中国么？ 黄亚生：我非常希望有一个机会向官员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能不能找出世界上第二个新加坡?回答多半是没有的。因为他很年轻就投奔了毛，有种年轻的感情。

这就是此时此刻面临的最大问题。当时很多先富起来的都是那些摆摊儿的。

比较韩国和台湾，韩国50年代的土地改革，相对来讲，做得非常彻底。我对90年代中国经济最宏观的理解就是，一方面，广州东莞这样的沿海城市有大量外资进来，发展很快，另一方面，内陆省份受到各种各样的打击。

新加坡可以通过政府推动搞科技园，它不要低产业的、劳动密集的产业，因为它没有农民啊。如同基础设施一样，FDI也是跟随GDP增长，而非带动GDP增长。但新加坡除了是华人世界外，所有的制度都是欧美的，它在六七十年代甚至都不提倡华文教育。他文革的时候受到冲击，但是却没有下过乡，而且他是文艺工作者，他的信息也是有限的。

如果说一个政府是追求美学的政府，那一定是成问题的政府。但是通过不同方向的考察，我们看到政治自由化给中国和印度经济带来的是激励而非阻碍。

黄亚生教授并不讳言80年代时和父亲的争执，他认为父亲没有了解那个年代的真实情况，是位典型的理想主义者, 而不是一位实证主义者。当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黄负生在武汉办《武汉星期评论》。

这就是中国的问题，中国的这个盘子主要被政府和企业——不是民营企业，而是垄断型国企和外企——垄断，它们占很大的盘子。过去我们可以靠美国的购买力，但是现在美国也靠不上了。